李英芳说，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考察期一般为为6—12月，在此期间，社工每个月都要对当事人进行至少2次面谈以及若干次的电话访谈，然后会将当事人的动态情况，形成详细的记录定期反馈给检察机关。待考核期满之后，检查机关将根据每一次的帮教记录考虑是否可以附条件不起诉。

记者从福田区检查院获悉，去年8月，区检察院对小丽做附条件不起诉决定，考验期为6个月。因为小丽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，今年2月26日，区检察院参考小丽的综合帮教情况，依法对其作了相对不起诉，目前帮教工作已经全面结束，小丽已经返回老家就业。

据介绍，福田区检察院创设的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新模式。除了将以前检察机关要做的帮教工作，外包给专业的社工机构之外，还把福田区的司法、教育、民政、人力资源等部门，以及爱心企业引入帮教链条中，形成“社会机构承接、专业社工为主、社会各方参与”的社会化帮教体系。

“其实过去很多机构，都有针对未成年人开展的帮扶教育工作，但却是各自为阵、难以形成合力，现在我们把多方资源整合在一起，帮教工作的效率就大大提升了。”在曾艳看来，这种全方位、立体化、统一性的帮教体系，可以让涉罪未成年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帮助，受到最小限度的伤害。

比如，在取保候审期间，为了让当事人能有“落脚之处”，检察院往往会联系爱心企业对涉罪人提供工作岗位。对于中途辍学的孩子，则会联系教育局尽量为其保留学籍，返校读书。比如，小明在辍学之后还很想读书，多方求助都没能解决，后来检察院跟教育局沟通之后，恢复了他的学籍，并最终让他参加了高考。

帮教规模扩展遇难题 社会政府正携手解决人力财力问题

深大法学院副院长曾月英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度评价了“大爱福田”帮教工程，他认为，福田区检察院此举破解了新刑诉法中“附条件不起诉”在实践中的各种问题，使得检察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。

据统计，“大爱福田”帮教工程实施1年多以来，已经有37名涉罪未成年人被纳入帮教工程。经过系统帮教，已成功帮助16名帮教对象返回学校，13名帮教对象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记者了解到，目前福田区共有100—150名涉罪未成年人，理论上讲，他们都可以被纳入帮教计划。

据曾艳介绍，要扩展帮教规模，目前还面临一些难题。“目前，受到涉罪未成年人缺乏住宿、独立生活技能不足等因素制约，大部分外来务工的涉罪未成年人无法接受系统帮教。”为此，检查机关下一步打算通过完善“企业关爱基地”等措施，使涉罪未成年人有平等的受帮教机会。

除了上述问题，李英芳介绍，目前帮教社工的数量十分有限，如果扩大帮教规模，紧靠当前已有的12名社工是远远不够的。“现在中心每名义工，都承担了3—4名的涉罪未成年的帮教任务，而中心原有的一些工作，比如开展青少年活动等，也得靠这些社工去做，所以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。”

“几乎就没有休息时间，我们跟涉案人约面谈，往往只能安排在周末。有时候明明已经约好了，临时还可能被‘放鸽子’。”一名社工告诉记者，在与面谈对象见面之后，他们得马上写反馈报告，同时还要制定详细的帮教方案，特别是一些棘手的问题，有时需要很多社工一块商量。

记者了解到，此前该项目的经费主要来自区检察院，试点在全市推广后，又得到团区委的一些赞助，但总量就10余万元。按照目前每年要帮教40名对象的任务，平摊到每个帮教对象身上的钱就只有三四千元。“很多涉罪未成年居住或工作在原关外，这些钱基本上只能够社工来回打车和通讯费。”李英芳说。